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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影片《四百擊》中,有著大家都能看出的Jean Vigo的影響,這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另外還有一個大家都沒有想到的影響,這就是影片《德意志零年》的影響。

- Truffaut


    在看完新寫實主義代表之一Rossellini(中譯:羅塞里尼)的《德意志零年》以後,當筆者想到這段Truffaut(中譯:楚浮)在談到自己最負盛名的影片《四百擊》的段落時其實還滿訝異的。因為正如Truffaut在文中提到的:「這是唯一的一部影片,在片中一個兒童以拍紀錄片的手法被跟拍」,導致《四百擊》整部片的劇情架構和《德意志零年》有相當程度的相近。

    也許是因為作品發表的時間有著相當的間隔:兩部片發表的時間相差了十多年。而這樣的間隔卻使得兩部片即使有著相近的架構,在具體內容上卻呈現出不同的時代氛圍:《德意志零年》中的小男孩生長在二戰後的德國,他就活在真實而非虛構的斷壁殘垣之中(Rossellini在他的Open City(中譯:羅馬-不設防的城市)甚至使用了在戰時偷拍的鏡頭),整部片的開始從小男孩為了錢去幫人掘墳,但因為未成年而領不到錢開始;之後小男孩回到家中所有家人十分鐘左右的對話,全部都環繞在「沒有錢要怎麼辦」這麼一句簡單因而更顯得殘酷的潛台詞上。這個場景是筆者看過潛台詞最為集中的場景,但正也因為如此,這個場景給予觀眾的精神壓力大到無法想像,其程度可跟寫實主義作家Dostoevsky最著名的段落〈宗教大審判官〉相比;因為Rossellini在一個真實的場景中講述真實而血淋淋的生活經驗,這個虛構的故事跟真實根本沒有分野。除此之外,意外的收穫是:筆者透過這部影片總算可以瞭解到那些在六零年代盛行的虛無思想是如何形成的。這樣的想法不是裝模作樣,因為當時擁有這種想法的人,真的就在破敗的大樓和廢棄的瓦礫堆中長大。這些想法對他們而言根本不是什麼「美麗的」哀愁。

    到了《四百擊》的小男孩那裡,雖然他不再需要與廢棄的大樓為鄰,但是他所需要面對的荒蕪從物質上轉為精神上的:他是一個私生子(Truffaut本人正也是如此),他睡覺時因為聽到父母吵架而睡不著了;雖然他有一些小奸小惡,但是他所處的環境還以他的顏色卻過份地殘酷,殘酷到他坐在警車裡從柵欄裡望著這個城市的時候,只能無助而默默地留著淚。只是世事真的比許多人想像中還要來得兩難:如果你現在在圖書館正用著筆電看著這篇文章,而後來你的筆電被偷了,你對於小偷抱持著什麼樣的觀感呢?Truffaut本人年輕時的確曾經就因為偷過打字機而被關進少年監獄。但他的作品告訴我們:做出這樣的事所受到的懲罰不是只有活該這麼簡單而已;但這樣的活該卻也不是毫無理由的殘酷。活著所要面對的問題要是真能簡單一點就好了。

    看完《德意志零年》時筆者的反應跟看完《四百擊》是極為相近的,而這也促使筆者寫下了這篇文章。儘管兩部影片所面對的痛苦其根源是不同的,但是物質條件上的痛苦因為會衍生出精神層面的痛苦,使得兩部作品中的小男孩在不同的時代卻都要面對殘酷的現實。但是這篇文章並不希望走入一個雖然是真實的極端,然而究竟要怎麼處理Dostoevsky在〈宗教大審判官〉中所提出的確實成立的問題?Truffaut在他的另一部作品L'argent de poche(中譯:零用錢)難得地以長篇對話,藉著劇中教師的口中說出了自己的觀點,因為劇中的台詞和他在其他地方談到自己的童年時內容幾乎是一樣的。當他說到"Some of us who've had a difficult childhood are better equipped for adult life than those who were overprotected with love. It's the law of compensation."時,筆者是真的被感動了,因為他的安慰是建立在對事實的確切認識上,而不是那種我的痛苦比較痛你的痛苦算什麼之類的自我中心的廢話。他透過演員指出:存在著補償的法則;這理應是一個真正愛孩子而且具有同理心的人才會想到的解答,因為他的思路圍繞在如何補償他人的苦難,而他最後發現了幸好生活本身自會給予補償。這或許也解決了《德意志零年》中那個無解而殘酷的結束(當片尾打著義大利文的FINE時,對於比較熟悉英文而非義大利文的觀眾而言,是多麼可怕的幽默!)。而他所處理的問題到現在依然存在著,真的有些人在他的生活或童年中確實得要面對這些殘酷的問題;這大概也是為何這些看似只是在講述平凡小男孩的生活的作品,到現在卻都還值得我們一看再看並且看完後好好想一想的原因。


Truffaut: L'argent de poche (1976) - final ad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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