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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載於viewmovie: https://www.viewmovie.tw/columns/515)

雖然不比《年少時代》拍攝時間長達十二年,但是作為紀錄片的《奧斯陸少年有點煩》,至少也是一位母親透過影像紀錄了自己的兩位兒子八年來的生長歷程。因為拍攝者和被拍攝者在血緣上的相近,而攝影的觸角又廣泛且深入地進入到被拍攝者的各個生活層面,因此本片自然會被當作理解北歐教育的一個重要媒介;但既然導演早在《年少時代》上映之前就選擇了同樣的長時間拍攝方式,以呈現出影像保存相較於表演藝術的特有優勢,再加上這又是一部紀錄片,恩此她對拍攝此一行為自然會更加有意識地深入探討許多比較後設層面的問題。這些反思的確會影響她拍攝的切入點,但促使她反思的,依然是北歐整體的文化與社會風氣。因此以下的行文將以個人如此的理解出發。

對於台灣的觀眾而言,最大的疑惑或許是:片中的導演既然身為一個母親,看到小孩爭吵和犯錯不加以制止,反而繼續拍攝下去不是很奇怪嗎?


就個人的理解而言,這正是北歐教育文化對本片拍攝最大的利多之一。影像一直被視為是一種記錄真實的媒材,但必須考慮的是任何記錄的媒材或觀察者都會影響甚至破壞原有的被觀察者及其環境所處的狀態。但恰巧北歐教育對於孩子的教養和台灣有極大的不同,相較之下他們比較是站在不危及安全的前提下,盡量讓孩子親身嘗試犯錯而從中成長。

這當然有其理論依據,畢竟如果教育的目的是幫助孩子成為一個能夠為自己的行為負起完全責任的理性個體,那麼給予適當的刺激而非過度保護,其實才是促成此一目的的適當手段;這也是為何我們常常可以看到外國父母常常會用大人的方式和幼兒講話,但只在講話速度以及用字上做出調整使之更容易理解的原因。因此父母是否涉入孩子的學習過程都好,畢竟這關乎不同的教育理念,但重點也許就在不要讓涉入變成干涉,畢竟人生本來就沒有其他人可以代職,過度的保護只會妨礙作為一個人所需的各種能力的培養。

理解到這樣的教育理念後,便也不難理解為何作為一個母親會是拿著攝影機的方式從旁記錄一切,而非到學校的教室裡一發現苗頭不對,便放下攝影機對著老師興師問罪了(但也別忘了小孩入學時,所有老師都記得孩子的名字並逐一握手歡迎他們加入以示尊重的畫面)。在這樣的教育背景下,作為母親的導演便可在最不影響被觀察者的前提下記錄下這一切。大抵也是因為如此,不喜歡兒子染髮和打耳洞的父親看到還在念小學的兒子終究還是做了的時候,也只能一邊苦笑一邊說出「我不能假裝說我喜歡」如此坦白但卻同時又尊重自己孩子的話。

但攝影終究或多或少是需要安排的。這也是為何到了孩子長大的時候,便一再地反彈要求母親不要再拍了。片中也不乏許多很明顯是經過安排的畫面,例如踢足球時分鏡已切換,但聲音卻是延續的,這很明顯是經過後製處理過後的結果,或是母親和孩子一起躺在草地上的鏡頭(片中甚至也出現了拍攝母親持著攝影機的畫面)。其中最有趣的莫過於孩子自己跟媽媽講說她可以再拍一遍,而拍攝內容卻是要求母親不要再拍了的橋段;這些段落都在在顯示出導演對於拍攝行為有著充分的自我意識以及反思,且導演也在片中提到了柏格曼(Bergman)的名字。儘管在段落前後安排以至於鋪陳上比較不是這部片的強項,因而本片比較無法透過強烈的戲劇性帶給觀眾情緒上的衝擊,整部片的步調以及畫面上的安排也不走緊湊的路子;但基於上列所述的諸多原創性以及所涉及的影像思考,本片導演在創作的數量上固然無法和柏格曼相比,但在原創性上卻自有其一番見地。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對個人衝擊最大的橋段,莫過於孩子鬧脾氣時要求母親關掉攝影機才願意和母親溝通的段落。這個段落當然會是一個絕佳的拍攝素材,或許母親還是偷偷把這個段落錄了下來,只是沒有選擇將之公諸於世;但我們看到的畫面的確是在放下攝影機的那一刻畫面便轉黑,過了一會兒就進入下一場了。光是這點便足見北歐教育對孩子的尊重,不會把「天下無不是的父母」這句話無限上綱到荒謬的地步(而且說真的,每天的報紙攤開來,上面還不夠多反駁這句話的社會新聞嗎?)對個人而言,這或許是本片除了在電影形式上最值得反思之處:我們是否可以因為善意的謊言而正當化自己的一切行為?北歐教育很明顯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而台灣的教育呢?是肯定也好是否定也好,但背後的理由是什麼?這些理由是否禁得起上述教育立場的質疑?這些都是值得台灣家長再三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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