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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罪與罰》到《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任何讀過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的重要作品的人，都不得不佩服他對惡的問題思考及刻畫之深，而《卡拉馬助夫兄弟們》（The Brothers Karamazov）中〈宗教大審判官〉一節，甚至是宗教哲學中最喜歡引用的範例之一。那麼對於杜氏而言，問題究竟是否有解？甚至對一般人而言，我們是否可能在宗教以外找到問題的解答？這個問題對杜氏以及被他的作品所震撼到的讀者而言，是活著的時候最深刻難解卻也最迫切的問題之一。
這個問題的張力在《罪與罰》的結局中達到最高峰。在結局中，我們不知道殺了放高利貸的老太婆的主角究竟是否真的懺悔了；儘管主角自己向女主角索取了福音書，但卻放在枕頭底下一次也沒翻開過。他的腦海中只有浮現過這樣的想法：「難道她的信念現在就不能成為我的信念？至少，她的感情，她的志向，......。」或許會使得主角不願意翻開福音書的原因是：儘管罪和罪不能抵銷，因此放高利貸的人並不代表她就死有餘辜；但放高利貸壓迫窮學生是真的難以讓人忍受，正如台灣的高房價一般。
但主角腦海中的念頭，其實正是杜氏的思想核心之所在：既然活著很痛苦是真的，那麼愛也是真的，情況就像不同的罪行無法抵銷那樣。也因此在《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的結局裡，杜氏提供了一個不是解答的解答：他讓老三和小朋友們透過參加窮男孩的喪禮聚集在一起，讓老三發表巨石旁的演說。無論是否受到聖經對小朋友的正面形象描述影響，杜氏大抵自己也是個極熱愛小朋友的人，因此他不只在〈宗教大審判官〉一節中，引用俄國當時有地主讓獵犬吃掉偷吃食物的僕人的孩子的社會新聞，來指出如果有上帝，那麼為何會有無辜的小孩遭受不合比例的虐殺這樣的罪惡存在；在結局中，他也讓小朋友們宛如天使一般聚集在老三的身旁，讓老三稱呼這群小朋友為小鴿子們，而讓演講以至於整個故事在小朋友的歡呼聲中結束。
從文學的寫實主義到電影的新寫實主義
而對於兒童意象的使用，也從文學上的寫實主義一路延續到電影的新寫實主義，但是操作手法比較多都選擇以負面刻畫，即透過兒童的受苦受難以凸顯出生活的艱困和不公平，這大抵和巨石旁的演說這類的橋段因為篇幅太長而不適合放在電影上有關。其中最顯著的例子為新寫實的名作《單車失竊記》其編劇Zavattini，他在這部作品中讓小男孩Bruto和爸爸一起在義大利的街道上尋找失竊的腳踏車，試著轉換成和當今社會相符的場景：爸爸只領最低薪資，但是賴以維生的腳踏車卻被偷了，因此爸爸只能帶著孩子四處尋找機車，否則根本無法工作餬口；而在過程中肚子餓了只能勉強果腹和看著隔壁桌的大餐流口水......情境的種種細節都讓Bruto在片中喊著爸爸時讓人感到心酸和難過。
任何讀過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的重要作品的人，都不得不佩服他對惡的問題思考及刻畫之深，而《卡拉馬助夫兄弟們》（The Brothers Karamazov）中〈宗教大審判官〉一節，甚至是宗教哲學中最喜歡引用的範例之一。那麼對於杜氏而言，問題究竟是否有解？甚至對一般人而言，我們是否可能在宗教以外找到問題的解答？這個問題對杜氏以及被他的作品所震撼到的讀者而言，是活著的時候最深刻難解卻也最迫切的問題之一。
這個問題的張力在《罪與罰》的結局中達到最高峰。在結局中，我們不知道殺了放高利貸的老太婆的主角究竟是否真的懺悔了；儘管主角自己向女主角索取了福音書，但卻放在枕頭底下一次也沒翻開過。他的腦海中只有浮現過這樣的想法：「難道她的信念現在就不能成為我的信念？至少，她的感情，她的志向，......。」或許會使得主角不願意翻開福音書的原因是：儘管罪和罪不能抵銷，因此放高利貸的人並不代表她就死有餘辜；但放高利貸壓迫窮學生是真的難以讓人忍受，正如台灣的高房價一般。
但主角腦海中的念頭，其實正是杜氏的思想核心之所在：既然活著很痛苦是真的，那麼愛也是真的，情況就像不同的罪行無法抵銷那樣。也因此在《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的結局裡，杜氏提供了一個不是解答的解答：他讓老三和小朋友們透過參加窮男孩的喪禮聚集在一起，讓老三發表巨石旁的演說。無論是否受到聖經對小朋友的正面形象描述影響，杜氏大抵自己也是個極熱愛小朋友的人，因此他不只在〈宗教大審判官〉一節中，引用俄國當時有地主讓獵犬吃掉偷吃食物的僕人的孩子的社會新聞，來指出如果有上帝，那麼為何會有無辜的小孩遭受不合比例的虐殺這樣的罪惡存在；在結局中，他也讓小朋友們宛如天使一般聚集在老三的身旁，讓老三稱呼這群小朋友為小鴿子們，而讓演講以至於整個故事在小朋友的歡呼聲中結束。
從文學的寫實主義到電影的新寫實主義
而對於兒童意象的使用，也從文學上的寫實主義一路延續到電影的新寫實主義，但是操作手法比較多都選擇以負面刻畫，即透過兒童的受苦受難以凸顯出生活的艱困和不公平，這大抵和巨石旁的演說這類的橋段因為篇幅太長而不適合放在電影上有關。其中最顯著的例子為新寫實的名作《單車失竊記》其編劇Zavattini，他在這部作品中讓小男孩Bruto和爸爸一起在義大利的街道上尋找失竊的腳踏車，試著轉換成和當今社會相符的場景：爸爸只領最低薪資，但是賴以維生的腳踏車卻被偷了，因此爸爸只能帶著孩子四處尋找機車，否則根本無法工作餬口；而在過程中肚子餓了只能勉強果腹和看著隔壁桌的大餐流口水......情境的種種細節都讓Bruto在片中喊著爸爸時讓人感到心酸和難過。
而Zavattini除了編劇以外，自己也有過同時編導的經驗。《城市愛情故事》（L'amore in città; Love in the City）是集結數位義大利導演們所拍攝的同一主題短片的作品。其中最有名的當然就是安東尼奧尼（Antonioni）和費里尼（Fellini）的段落，而這部新寫實主義的作品和當今的《巴黎我愛你》或是《紐約我愛你》風格大異其趣，幾乎所有作品都是在刻畫都市化後現實對愛情的摧殘，例如安東尼奧尼就是以為了愛情而自殺為主題，而費里尼則是以婚友社為主題。至於Zavattini的部分則取材當時義大利的真實社會案件：一位未婚媽媽由於其身分導致失業而無力扶養他的兒子，因而在情急之下棄養了他的兒子，但隨即反悔主動向安置他的兒子的教會聯絡，也因此遭到逮捕判刑。而這段作品不但使用了當時的報紙，甚至演員就是當事者本人，因此儘管擬真但卻極富爭議。但無論如何，這部作品都刻劃出未婚媽媽往往會有的辛酸：自然未必總是公平的，例如性行為導致懷孕，比較不負責任的男性會選擇一走了之，只留下女性一個人擔負起所有的責任。而許多的社會現象正是環繞在此一兩性生理差異上所建立起來的，例如華人傳統下的社會，父母對女兒的人身安全和交往狀況，往往會比對兒子有更多的要求和約束；仔細追究其原因便可發現上述的解答。然而更叫人不堪的是：這樣的悲劇其肇事者正是妻小的父親／伴侶本人！
新寫實主義對台灣生育津貼政策的警示
可悲的是，當筆者觀賞完《城市愛情故事》後，隔天便看到重覆此一悲劇的政策：「11縣市生育津貼 不給未婚媽媽」。試問：這樣的政策如果是一種懲罰，那麼它真的懲罰到真正因為逃避責任而該懲罰的人了嗎？而且作為一項社福政策，其目的是否在於透過社會既定而未加以反思的價值觀，而對該價值觀所歧視的現象進行懲罰？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一項社會福利政策根本就不應該為了減少發放補助的數量，而對補助對象進行未經審慎反思的價值判斷。更進一步地試問：如果政府不能審慎地反思這些社會上不經思考而約定俗成的價值觀，那麼間接民主和直接民主的差別究竟在哪裡？行使公權力的政府機關真的有發揮其專業以盡其職責嗎？這不是一句「地方政府自籌財源，中央無法強制統一」就可以帶過的，如果政府官員真正地體認到自己是人民的公僕。因為這樣的政策問題儘管和經費有關，但基於經費考量的結果卻是本末倒置，而未能幫助到有些真正也需要獲得幫助的人。
當然，如果公僕不爭氣，人民作為公僕的主人便要發揮監督的力量，千萬不要白白浪費了給僕人的薪水以及作為一個主人所應該享有的權利；而這也是為何筆者雖然身為男性，但仍然寫了這篇文章，以參與這項和筆者永遠扯不上關係的政策的討論和監督。但只有筆者一人的力量是不夠的，因此筆者也在此希望有更多看到這篇文章的人，能夠持續關注此一議題而讓台灣社會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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