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部片尾的時間

蔡明亮在完成《郊遊》便宣告不再拍攝電影長片，並且早已厭惡許多觀眾買票進戲院常常預設電影就是要能取悅觀眾的心態，因此打算將他的作品從電影院轉進駐美術館，並在因緣際會下廣受各方邀約，開始他的一系列慢走計畫。

筆者由於早在當年的金馬開幕時就已觀賞過《郊遊》，因此前年的第一次蔡明亮美術館展覽未能蒞臨；但這次在開幕時才發現不只是尚未觀賞過的《西遊》在美術館播出時竟然可以帶給人如此始料未及的震撼，即便是早已在優酷網上觀賞過的《無無眠》（而前述所謂的因緣際會就是：該片在放上優酷網後雖然遭到許多批評，但也因此受到各國的注目，也才發展成現在這一連串的計畫），在不同的場域裡觀賞也能帶來意想不到的新感受。

蔡明亮這樣的創舉，有些是他一開始就意圖達到的，有些或許則超乎他的意料之外。如前所述，一開始他便打算透過最具體的場域亦即展演空間的改變，來影響觀眾在觀影時所預設的心態；但筆者沒有想到這樣的改變比當初預想要來得巨大，大抵不只是因為美術館的展演空間一方面就讓人預設了和電影院截然不同的嚴肅心態，但另一方面卻又沒人強迫你非得要看完不可，如此一來一往，使得雖然讓觀眾在心態上無論是主動或是被動都有所調整，但另一方面這樣的調整又不會被逼迫要在短時間內正襟危坐地看完，不然就有得再買一次票的問題。且觀看展演空間的方式也因為是採隨意坐臥並提供枕頭和座椅任選，如此舒服而罕見的方式也讓觀眾跟著放鬆，因而能夠和蔡導作品中的步調更為合拍。

如此觀影的姿態所帶來的影響不僅只於此。不只是步調合拍而已，而是睡眠在蔡明亮的片中便是一個常常出現的主題（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之一就是《黑眼圈》的最後一個場景），如此一來觀眾採取的姿態也和影片中的主題契合。無論是《無無眠》中的膠囊旅館、還是《西遊》中Denis Lavant躺臥著的臉部特寫注視著鏡頭，當觀眾也同樣躺臥著凝視著屏幕中的臉龐時，戲裡戲外彷彿沒有分別，因為在片中的時間也是真實時間的流逝，而非常見戲劇性時間的濃縮1。更讓人更意想不到的，是當一群無論相識與否的觀眾一同在美術館裡躺臥著欣賞蔡明亮的作品時，這樣的景象豈不就是一再在他作品中出現的主題，正如《黑眼圈》中最後那張在湖面上漂泊的床墊上熟睡的三人一般？

當然，既然作品在美術館中展出，也就免不了當代藝術在美術館的典型操作手法：除了展演空間中的三樓是採傳統式單屏幕放映《西遊》外，二樓是採用兩種質地不同的屏幕並列播放《無無眠》，以試圖做出兩種不同的畫面質感；地下一樓則是在四面除了出口的牆上，三面牆都投射影片輪流播放《秋日》和《西遊》，而在不透外而近乎全黑的地下室裡欣賞其作品，更能感受到透過如前所述所建構的環境營造出的氛圍。

其中最令筆者嘆為觀止的莫過於《西遊》。當然這一系列的短片已經走上了影像實驗的道路，但當畫面中前景剪影般的人影穿梭，因而和美術館中陸陸續續三三兩兩進出的觀眾所形成的人影難以分辨時，這樣的景象又一再地呼應前述的戲裡戲外界線難分。或許這不是蔡導一開始所意料中發生的事，但當前述一系列的精心縝密設計都如此到位，會有如此驚人的火花其實只是水到渠成。畢竟這些穿梭人影所構成的前景看似隨意，因為真的就是拍攝中真正的路人熙熙攘攘所造成的景象，但其實在一些全景中蔡導為了呼應不同分鏡的構圖，因而刻意用了柱子或旗桿構成前景。此外最讓筆者嘆為觀止的，莫過於乍看之下看不到李康生行走的那個鏡頭：一開始我們就可以看到許多路人不知在看著什麼，當然我們可以猜想到一定又是在好奇看著極慢步行走的李康生，但我們卻是透過川流不息的車潮中汽車玻璃的反射，才能依稀找到他的身影。這不禁讓筆者想到個人最愛的片尾之一，莫過於楊德昌在《青梅竹馬》中大樓玻璃裡反射因而扭曲的車潮；兩者原理和手法雖然相近，但卻又各自呈現出各自的獨特風格，實在讓人大呼過癮。

唯一讓筆者感到有些許疑慮的，大概是《秋日》的處理手法。該片一開始採對話及其字幕配上黑畫面，並維持了好一段時間，但蔡導最精華之處就在於他對影像細膩又準確的極致風格，而如此風格是建立在非日常語言的意象上的；因而當他用日常語言傳遞訊息時，這樣的風格其實會被稀釋；即便是他最愛的老歌，除了《天邊一朵雲》和《洞》因為是歌舞片所以算是例外（而且這些歌舞都是發生在夢境中而獨立於主劇情的發展之外而有所呼應），其餘在片中的效用都有點像《不散》中播放的《龍門客棧》那樣，劇情細節和歌詞本身並不是那麼重要，重點在於懷舊氣氛的勾勒（當然《龍門客棧》這部片和《不散》片中某些角色的關係更為緊密而特殊，因為他們正是劇中人）。這也是為何蔡導提到當當今的主流電影幾乎只注重甚至偏廢於劇情時，其實就造成了電影藝術的僵化。然而回到問題本身，當初筆者在觀賞《只有你》時便已有這樣的疑慮，但在這次的展覽中卻似乎未在這部作品中找到更進一步的解答或處理方式，似乎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但整體而言，這次看展／觀影的震撼實在大大超過這一點點疑慮了。就如蔡導在二樓留言板所寫的「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想睡就睡／想走就走」，當他一邊唱著老歌一邊輕描淡寫地提到他的街頭賣票歷程，並且笑笑地說他不想講太多，因為再講下去他會哭時，筆者看到了一種對藝術的投入，而這種投入是建立在對自己風格充分而確切的掌握，進而知悉了自己的境界與其大異其趣的命運（只是這玩笑也太殘酷）。面對如此特異獨行的藝術家，只有推薦再推薦，因為只要能體會，必定能同意這境界實在值得一個藝術家的堅持和無怨無悔的投入，好讓他為觀眾開一扇窗，一同窺見其中之精妙。

回首台灣這一年多來公民運動的風起雲湧，在看到《逐夢大道》（Selma）時難免會有強烈的既視感，進而對主角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原名Michael King，其父為紀念宗教改革路德派代表Martin Luther King故將之改名）產生認同。而故事就從他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後在薩爾瑪（Selma，即本片原文片名）發起的投票權運動作為主軸，故事裡當然也免不了市儈的政客以及手下蠻橫的鷹犬出現在其中，並以殘忍無道的「血腥星期天」鎮壓事件作為劇情的重大轉折。

故事的結局如何自不待言，畢竟金恩博士是歷史上早已成名的人物；但權力永遠不會從天上白白掉下來，因此劇中呈現的並非虛構的烏托邦，而是如中文劇名般夢想實現的過程。導演阿娃杜威內（Ava DuVernay）更是謹慎而精準地在銀幕前重現金恩博士堅定卻又溫和的形象：他那些最著名而振奮人心的演說自然是劇中少不了的了，但下了演說台後，主角那緩慢而沉著的口吻在表演上和演說時形成鮮明卻又不衝突的對比，彷彿平時沈潛默默承受直到忍無可忍之時。

Ava在這個環節上大概是個人看過的作品中處理得最明確而傑出的導演之一，而她在其他環節的思考自然也有相當的水準：也許正是因為透過對白速度的掌控得宜，使得劇中的步調整體而言都非常確切，因此當有黑人被殺害時，Ava總是選擇了用慢動作來放大戲劇效果，但這樣的放大卻不像其他作品那樣因為過度煽情而顯得適得其反。又如人物對話或金恩博士演講時在畫面中的構圖，在比較重要的場次很顯然都是思考後加以精心處理，所以我們在劇情中後段看到他的側面特寫時，腦後留下的許多空白似乎在暗示著他一路走來顯得更加堅定，而最終獲得人性的勝利。

看完這部作品以後，原本以為這又會是一部布萊德‧彼特再次挑戰成為中學教材的製片作品（這次他是執行製作），而這部影片也因Ava的縝密思考顯得層次分明，再加上題材挑選得宜，以致於不會像《自由之心》（12 Years A Slave）那樣淪為無止境的施虐與鞭打。但在觀影後和友人的討論中，才發現這部作品在劇本取材賽爾碼遊行，巧妙地避開了金恩博士在抗爭手段上的爭議：1963年金恩在歧視最嚴重的阿拉巴馬州伯明罕市發動示威遊行，號召兒童加入抗議行列，伯明罕一役雖然贏得「兒童聖戰」美名，卻也引發爭議。跳過對於此役的著墨，使整部作品在刻畫民權鬥爭史的切入點上，可能有避重就輕的嫌疑。

這對熱衷公民運動並且進而批判思考的觀眾而言，其實不是一件好事，整齣劇的張力來源也從金恩博士面對團體內部對鬥爭路線的分歧，轉變為如何抵抗高官保護家人安全這種可以善惡截然二分的劇碼。種族歧視縱然不對，但高尚的目的是否可以不擇手段？這和所謂的「公民不服從」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因為抗議活動本來就有癱瘓社會運作以凸顯要求重擬社會契約的意味，但如果人本身就是最高的價值，不管什麼顏色的人種都一樣，那麼每個人就都該被當做目的本身而非手段。

其實金恩博士並非一開始就明確地主張非暴力，他也是受到甘地的影響後才開始確定自己的路線；但伯明罕事件是發生在他確立路線之後，此一爭議行為也因為策略上的成功而獲得廣大的迴響，而他在隔年也受頒諾貝爾和平獎。因此即使把故事的時間點往前，劇碼也不會是他如何受到啟發而成為一個光明正大而溫和的社會運動者，而是組織內部的路線之爭並進而取得妥協或共識；這種劇碼儘管會讓高尚的理念摻入一些雜音，但有人的地方就有一切的問題，人和人想法不同本來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正如反服貿事件中也分成立法院派和行政院派，目的一致卻出現路線之爭有時卻能讓事件顯得更為真實（而這理應也是《X戰警：第一戰》會獲得好評的原因之一）。

無論是作為或描寫一個批判體制的社會運動者，理應都要把批判的精神同樣用來檢視自己。人生不是只有大是大非，就好像人生不是只有八點檔的大悲大喜一樣，人性的幽微處對某些人而言其實往往更引人入勝。因此這部作品對個人而言是個滿特別的觀影經驗：在片中感受到的是金恩博士偉大的精神感召；在片尾時則是試圖在腦中釐清掌握導演的縝密安排和巧思，以及欣賞動聽的黑人歌曲；但在走出戲院後則是更進一步思考那些片中沒有告訴我們的事。但也唯有如此，我們才有資格說服別人放棄那些他們原本所擁有，但卻是從別人身上無意中剝奪來的一切。